该文刊发于《青年记者》06年19期  作者单位: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

一、民间“网络通缉”的现状

自今年2月“虐猫事件民间追缉令”事件以来，“诈骗犯网络追缉令”、“武校少女功夫色情照片通缉”、“独立调查人的网络救助追查”、“追杀网络情人”、“通缉南宁欠债女大学生”等接踵而来，民间“网络通缉”大有逾演逾烈之势。最近，湖南章某被“天涯杂谈”某网友“误杀”公布了隐私，一怒之下把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2005年8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对“网络通缉令”被判名誉侵权第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北京某教育中心构成对高某名誉权的侵犯，赔偿高某精神抚慰金2万元和公证费800元。然而，这个案件似乎并没有引起“发令者”们的警觉；今年4月，“铜须事件”中，数百人在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下，轻率地加入网络攻击的战团，令当事人与家人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并导致海外媒体激烈抨击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7月，“通缉南宁欠债女大学生”事件中，陈某的电话号码、QQ号码、学校住址、家庭住址、照片以及她男朋友的照片全部被曝光在网上，陈某受尽骚扰无奈报案；涉及湖南章某被“误杀”的通缉事件中，章某的手机、家庭住址、连8岁女儿是领养的隐私都被人公布在网上，甚至称其被上海公安拘留15天。章某年仅8岁女儿从骚扰电话里得知了自己被领养的身份，这给她的心灵留下巨大的创伤。而这一切的起因竟然是“XX妹妹”在天涯社区读到某网友认为其是女扮男装的帖子大为恼火，在“通缉”中误认章某为该网友；现今，民间“网络通缉”形成滥发之势，笔者以为民间“网络通缉”应引起新闻与法律工作者的深思。

二、民间“网络通缉”的法律性质与特点

通缉是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通令缉拿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一种侦查行为。而通缉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法律文书，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依照法定程序发布，并且只能针对特定的对象即对于罪该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使用，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单位、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发布。也就是说民间“网络通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缉行为。

民间“网络通缉令”只是借用通缉令的名称以达到引起广大网民注意的目的。根据“网络通缉令”的内容和目的，可以将“网络通缉令”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布人当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引起公众关注，并要求侵权方停止侵犯行为而发布的声明；另一类是发布人针对某个具体的社会事件，为达到某种谴责、批评目的而发布的告示。“网络通缉令”表明了发布人的立场、观点、态度，以起到警告、警示作用。

目前，我国尚未对这种“网络通缉”行为进行明确规范，而且其也不具有专门法律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从已经发生的“网络通缉”事件中，可以看出发布“网络通缉令”的行为不都是合法行为，有的行为已经明显触犯了法律。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网络通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社会公众道德的进步，网民的自发地对某个事件进行评论与追查，实质上形成了一种舆论监督，对那些尚不构成违法却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以谴责，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聚集广泛的网络民间力量实现了对丑恶行径的“惩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其逾越法律底线的借口、理由。如果“网络通缉”中含有攻击性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即使发布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也构成侵权。而事实上，在已经发生的某些“网络通缉”事件中，“通缉”不同程度的“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击报复别人的工具”。

现阶段，我国网民言论存在这样几种不理智的特性：情绪化、粗俗化、偏激性、群体盲从性。大部分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的冲动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若形成具有一定负面影响的情绪形舆论形态，这种自发型舆论的非理性，就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在“铜须事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从法学角度讲，当人处于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容易做出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在“网络通缉”中，网民言论处于匿名性与虚拟性交织的状态，这使得发言者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从而使一些攻击性语言广泛出现。“网络通缉”大都标榜以“道德谴责”、“道德审判”的名义，合理的评论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借网络泄愤，侮辱、诽谤他人，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若仅从道德层面出发，以这种不道德的手段来谴责不道德的行为，这本身就存在谬误。实际上，“通缉”过程中，某些行为已经逾越了法律的底线。仅就被冠以“网络人道力量胜利”的“虐猫事件”来看，尽管谴责虐猫行为人的残忍行为的出发点可以肯定，但“通缉”参与者们在言论中不仅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词语，并且发布了虐猫女子的年龄、籍贯、工作单位、家庭成员信息、域名注册公司的办公地址、办公电话、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的车牌号码、私人手机、履历表、网络购物记录等信息。将大量的非公开信息公之于众，则直接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