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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已有视听资料这一证据类型，而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6]。”从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是把民事诉讼中的视听资料作了扩大化的解释，以把电子证据涵盖其中。但是，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7]。”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将电子证据归入书证。另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自2001年10月1日起试行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中，指明证据的种类中有：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贮存资料[8]。事实上，视听资料与书证在证据效力上是不一样的，前者通常被视为间接证据，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拿网上购物合同为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该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基本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民事争议，他们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法院将电子证据按视听资料处理时，就会陷入缺乏其它证据可供印证的尴尬境地。可见“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结合作为证据的价值判断在电子商务中有一定的困难[9](p564-565)。”而如果把电子证据归入书证，其高科技性、易破坏性、无形性、多媒体性、易保管、传输方便、可反复重现、便于使用等特性，又与传统的书证理念大相径庭。因此，中国法院为了不与本国的诉讼法现状相冲突，把电子证据归入传统类型的证据，恐怕只是权宜之计。
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状况看，把电子证据加以规制，并赋予其特定的法律地位，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考虑，中国的立法部门将面临如下选择：一是将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并入到电子证据中，赋予电子证据以新的内涵，从而以电子证据吸纳视听资料，对相关证据法律作出修正。一是根据信息存储、传输方式是采用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在视听资料之外，另行确立电子证据这一独立的证据类型，专门加以规制，这就意味着电子证据将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由于中国证据法律规定长期处于乏范状态，因此，即便未来另立证据法亦将面临上述选择。
三、 因果推断预测
“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由于越来越多的活动需要通过电子方式进行[10]，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
证据法学者何家弘指出：“从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演进看，神证、人证时代进入到物证时代是历史的进步。那么电子证据即将成为证据之王的大趋势，很可能宣告电子证据时代的来临。这将是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飞跃。”从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例看，电子证据覆盖了民事、刑事、行政、经济等诉讼领域。尤其是涉及电子隐私、网络与计算机安全、网络中的知识产权、网络中的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所涉及的法律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电子证据来认定。因此，对电子证据的立法不是一时的“出风头之举”，它是客观情势带来的必然结果。电子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成为一种客观实在。这意味着它不但要成为证据立法的调整对象，而且要求立法予以准确、细致的规定，赋予其更强的可操作性。根据法律调整对象一般原理的指引，进行因果推断，我们感到了电子证据立法的迫切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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